武汉科技大学的１５名学生组成调查组，对学校食堂的浪费情况进行了调查，调查结果令人吃惊：仅仅南园餐厅这一处学生食堂，一年倒掉的饭菜价值就高达上百万元。而“心情不好”、“饭菜质量差”或“不合口味”，竟都成了学生浪费饭菜的理由。更为甚者，一些家境并不富裕的学生，每次吃饭也都要故意剩下一点，原因是怕别人因其吃得太干净而笑其寒酸或不雅（４月９日《中国青年报》）。
　　实际上，荣辱错位的“浪费时尚”，显然比浪费现象本身更可怕。在大学校园，当浪费者不以浪费为耻，反而将其当作一种新潮的时尚时，说明浪费恶习早已成为一种侵淫其骨髓的病毒和顽症。那么，“浪费时尚”是由于教育缺位而导致的世风颓废吗？“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；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”这首倡导节俭和教人向善的古诗，在中国不仅家喻户晓，而且几乎是人人都能倒背如流，可为什么一回归现实，其劝导功能便立即尴尬地“归零”了呢？尤其目睹那酒店或食堂中被当作泔水倒掉的大盆饭菜，国人“说归说、做归做”的粗劣禀性，便更是暴露无遗。同样，餐桌上的奢侈浪费，与我们一贯倡导的文明消费和适度消费，更成为各说各话的“两张皮”，“浪费时尚”主导下的斗富摆阔之风，甚至可以在构建节约型社会的喧嚣背景里张扬行事，畅行无阻。
　　当然，大学校园流行的“浪费时尚”，也决不是一种孤立的社会现象，它与整个社会上流行的浪费风气是同脉同源的。无庸讳言，时下最大的浪费“策源地”依然在官场，以公款大吃大喝、铺张浪费、送礼公关为主要特征的“浪费型腐败”，使我国近年来的行政成本扶摇直上，而各地官员在各式各样的形象工程上展现的“大手笔”，更是令人叹为观止！这些开腐败风气之先的源头浪费，难免成为引领“浪费时尚”之另类风尚的“风向标”。在今年两会期间，全国政协委员任玉岭在提交其关于降低行政费用的提案时指出，从１９７８年到２００３年的２５年间，我国的行政管理费用已增长８７倍，平均每年增长２３％，大大超过了ＧＤＰ增长率。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，比美国还高出９．１３个百分点。他还说，“我们不少党政机关用钱上大手大脚和铺张浪费的现象非常严重。我国行政管理经费增长之快，行政成本之高，已经达到世界少有的地步。”此番由公权力主导的“浪费时尚”，与校园里的“浪费时尚”相比，显然是小巫大巫之喻了。而那些“费”绩卓著的官员，不仅没有得到惩戒反而闻达于官场的尴尬现实，也更令“浪费时尚”变得越发有恃无恐了！
　　的确，“浪费时尚”风行的终极后果或社会危害不言而喻，而一旦涉及如何遏制眼前的浪费恶习，我们又总是过于迷信和依赖于道德标竿的重树以及政治宣教的功效，恰恰忽视了必要的机制干预，并放弃了从源头的制度拦截。所以说，构建节约型社会不应仅仅是各界自我标榜的一种虚饰性标牌，而应成为实实在在的行动，故必须建立常态的节约机制，并从杜绝盲目决策、公款吃喝和形象工程等大宗性浪费开始起步！
　　没有常态的节约机制的强力干预，浪费者的行为便得不到及时的惩治和矫正，同时荣辱颠倒的“浪费时尚”，也更难以得到有效的遏制和修正！